转载《专家心中的国服》（1/4）
专家心中的国服
WhatshouldNationalCostumebelike?
编辑/白玉力
当人们对唐装、中式装这类提法耳熟能详，对旗袍、中山装所扮演华人形象的标志符号也予以默认之后，近年来又悄然兴起了“国服”的提法。不过，这个概念看似一目了然，其实却很难给它下个定义。国服是什么？有什么意义？什么样的服装能称为国服？这个概念是指唐装、中式装，还是指的是中山装、旗袍？不是，那它与唐装、中式装、旗袍、中山装相比又有什么不同？国服的形制是否要遵循“古为今用”或者“洋为中用”的格律？国服的提法与那些犹如唱戏一般身着秦服、汉服，在大街上游行的年轻人的复兴汉服之举又有什么“瓜葛”？这样一种服装具有什么样的特殊意义？如何在大众的生活中推广开来？这是一种的理想主义还是顺应了时代的必然趋势？
面对如此之多的疑问，本刊特别邀请了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袁仄、东华大学教授包铭新，及中国民族博物馆民族服饰研究设计中心主任韦荣慧三位服装专家，从各自不同的视角来对国服进行剖析，以便让国服这个概念及其意义更为清晰地呈现在大家面前.
国服：一个不轻松的话题
（北京服装学院教授袁仄）
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和国力的增强，关于服装上的民族符号的话题越来越多地被提到了桌面。
民族的服装早被几十年的革命冲击得烟消云散，很多民族民俗的符号都在“左”的帽子下划为封建糟粕，我们很早就丢弃了服饰的传统或曰文脉。直到那年（哪一年？）的APEC上海会议，我们才急急地寻找中国人的服饰传统。那时，从上到下热闹过一阵“唐装”，其实当时推出的所谓“唐装”，其名不正，形也不美；既非传统正装，又似戏装。不过媒体对“唐装”的鼓吹，使“唐装”倒也成了那一年的商机，卖得很火。但是，好景不长，很快即成了地摊货。
近来，关于“汉服”的呼声颇成气候。曾有一批年轻人在一个汉服网上呼吁穿“汉装”，并身体力行地穿着电视剧《大汉天子》式的衣裳游走街头。以后，武汉、山东，还有北大都有穿着汉服的消息，似乎服装上的汉文化正悄然崛起……于是，前不久上海东华大学举办过关于“国服”的论坛，文化人开始就国服的定义、概念、内涵、外延，提出诸多的诠释或者质疑，“国服”成了一个颇有争议的学术命题。对传统服饰文化重新进行审视和思考，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十分可喜的开端。
确实，革命至今，五千年的衣冠传统到哪里去了？今天的国人还有没有民族符号的中国国服？记得好多次的中国文化节日或活动里，往往是外国客人穿着中式服装喜气洋洋地出席中国的活动；反之，中国主人们的着装，除了西服就是裸肩西式礼服，东西文化的交流与认同在那个场合里显得那么的“顺利”与悖论。难怪在一次民委的座谈会上，一位民族干部谈到保护、挽救少数民族服饰时叹道：“现在的少数民族都‘汉化’了！”有与会者听到后问，这怎么说？回答：“都穿西装了。”全场愕然！“西装”已是汉化的标志？！这不禁让人记起清末一位叫樊山的老人说的“你穿洋装，我也穿洋装”的黑色幽默，此言似乎同样道出“汉已非汉”的忧虑。
“国服”的概念本应属于国家的礼仪服制下的服饰，属于在阶级社会里区别等级贵贱的礼仪服装。中国历代统治者都把服饰纳入维护宗法社会制度的礼法规范之中。从周公始，就把商代已经存在的服饰等级的差别加以制度化，使之系统和健全，借此维护以血缘家族为基础的封建等级制度。在中华历史中，改朝换代亦称为“改元易服”。易服是朝代更迭的重要符号之一。中国的每个朝代都颁布服制，历代《舆服志》、《礼仪志》的纂修，便是各朝代服制的记载。上个世纪初建立的中华民国，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颁布服制的政权。1912年（民国元年）10月，北京的民国**颁发了正式的服饰法令，即《服制》。该法令对民国男女正式礼服的样式、颜色、用料，做出了具体的规定。当民国的文武官员换上新装，其本身就意味着顶戴花翎的满清帝国的终结（这句话没用）。
随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制定服制的政权。不过，政治的力量或领袖的权威所钦定的服装无形地确立了新的服制，被西方称之为“毛装”的中山装是以后许多年新中国的国家礼仪服装。改革开放以后，领导人的衣着行为使西装又成为新时期约定俗成的礼服。所以，若要重提建立服制之类的事似乎并不容易；同样，若把服装冠于“国”字头的事情来办，亦往往需要红头文件的准入。
其实，我更愿意将“国服”的提法作为是“唐装”、“华服”或“汉服”的升级版命名，即一个宽泛意义上的中华文化符号的服饰，不是狭义的官方认定，而是一种官民认同、上下赞许、与时俱进、约定俗成的服饰形式。
名称上的“唐装”也好，“汉服”也罢，关键不仅仅是一个形式、一个符号，对“国服”的思考务必确立正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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